陕北吴起胜利山上，两株百年杜梨树枝繁叶茂。“切尾巴战役”的炮火声，似乎仍可听见。
“切尾巴战役”、直罗镇战役、榆林桥战役，一个个重要的节点，为红军长征落脚延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胜利会师、瓦窑堡会议、东征抗日，为全民族抗日战争胜利带来了希望。
红军在陕西的足迹，遍布三秦大地。近日，我们再次踏上红军长征路，感悟那些红色故事蕴含的伟大精神。
红二十五军奋勇北上
前不久，陕西延川永坪会师纪念馆参观者络绎不绝，讲解员生动的故事把大家带回了1935年的夏天。
1935年7月2日，陕西省山阳县袁家沟口，伴随着一阵阵激昂嘹亮的军号声，红军战士像奔腾的黄河水一般冲向敌军，敌军立即乱作一团。这是一场极为出色的歼灭战，共毙敌300余人，俘获1400余人。
这支勇猛的队伍就是红二十五军，他们是一支由徐海东率领的十六七岁“娃娃们”组成的生力军。这次全胜，鼓舞了士气，使敌军各部畏缩不前。
紧接着，红二十五军继续北上到达秦岭北麓。由于没有电台，红二十五军自撤离鄂豫皖苏区后就与中央失去了联系。向川西方向转移，还是继续坚持北上？红二十五军面临着一次重大抉择。
7月15日晚，中共鄂豫陕省委在沣峪口（今西安市长安区内）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率红二十五军主力西征北上，到陕甘苏区会合红二十六军，集中力量消灭敌人，并配合红一、红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
继续北上！7月16日，红二十五军沿秦岭北麓冒雨从沣峪口出发，踏上继续长征的道路。
经过两个月的跋涉和战斗，1935年9月15日，红二十五军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与陕甘红军胜利会师，成为长征到达陕北的第一支红军。经过会议决定，红军第二十五、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
为什么选择永坪这个小镇会师？延川县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冯延东介绍：“永坪镇早在红二十五军到来之前，就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活动中心，是西北红军的根据地。”
走在永坪镇的大街上，“永坪会师”的雕塑傲然耸立在道路环岛中央。
延安甘泉县劳山战役烈士陵园松柏环绕，郁郁葱葱。33座无名红军墓安静地躺在陵园中。墓地上的红星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那场大获全胜的战斗跃然眼前。
1935年9月，蒋介石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发起第三次“围剿”。刚成立的红十五军团研究制定了反“围剿”的作战计划。“10月1日，经过6个多小时的浴血奋战，红十五军团取得了全胜，劳山战役共歼敌3700人，缴获军用物资不计其数。”甘泉县党史办原主任史云楼说。
劳山战役的胜利，壮大了红军的力量，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为迎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到来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这些为革命牺牲的红军身上，能找到我们要寻找的初心。”在劳山战役烈士陵园，甘泉县劳山乡党委书记杨海军告诉记者，如今这里既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红色文化教学基地。
中央红军到达吴起
1935年9月，得知陕北红军活动消息，在甘肃哈达铺镇，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决定要到陕北落脚。
榆林市定边县铁角城村是连接陕西、甘肃两省的交通要道，村中心的傍山道路，纵横数百里，是陇东入陕的一个必经驿站。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左路和右路顺利进入陕西定边县境内。虽然红军在这里只短暂停留，当地村民却印象深刻。
56岁的村民董玉飞家里有个传家宝，是两对茶壶。“红军队伍离开时，爷爷董发太给红军战士们装上了两背袋粮食，红军战士拗不过，就拿出了两对茶壶赠予他们作为答谢。”说到这里，董玉飞自豪地拿出茶壶展示给记者，他说：“这可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我会让孩子一直传承下去！”
距吴起县城西南方向4公里处的大峁梁上有个开阔的山头，以前叫平台山。如今，在山头平坦处的两棵葱绿的杜梨树下，一尊铜像格外醒目：毛泽东坐在行军床上，一手按着作战图，神情自若、目视远方……
对面山头上，遥相呼应还有一尊铜像。“那是彭德怀将军正迎风策马向主席传递胜利的捷报。”吴起革命纪念馆原馆长吕军向记者介绍说。
早在中央红军离甘入陕之际，军就在陕甘交界的河连湾集结，敌先头部队于10月18日晚到达铁边城以西的油寺一带宿营，距中央红军后卫部队仅有20余里。军自恃人多势众、装备精良，气势汹汹地顺头道川奔驰而下，由正面推进，妄图歼灭疲惫不堪的红军。
10月19日，中央红军刚到吴起镇，军就追到了苏区大门口。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对敌情做了认真的研究后，迅速达成一致：打退追兵，绝不把敌人带进根据地！
在彭德怀指挥下，19日晚至20日早晨，红军主力分别进入阵地布防。一纵队埋伏在头道川、二道川、三道川之间的大峁梁上，在敌之左侧，二纵队埋伏在头道川、乱石头川之间的山梁上，在敌之右侧，三纵队埋伏在洛河东岸的燕窝梁上，在敌之正面。红军布下了“口袋战术”准备全歼来犯之敌。
21日7时，战斗打响了，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红军取得胜利。战役总计毙伤俘敌人2000余人，缴获山炮、迫击炮、轻重机枪数十门（挺），缴获战马1720多匹。
至此，中央红军切断了长征途中一直甩不掉的尾巴，结束了中央红军在长征的最后一仗，宣告了蒋介石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图谋破产。
“‘切尾巴战役’胜利以后，当地群众为了纪念这场战役，将原来的平台山更名为胜利山。”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讲解员强小芳向游客介绍说。
“红军到达吴起镇看到了苏维埃政府的牌子，喜悦的心情难以言表，顿时欢呼跳跃。”吴起县旅游局原局长马广千向记者介绍说。跟随中央红军长征的战士邓飞曾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长征途中，我们无论是渡湘江、翻雪山还是过草地，尤其是打完了一仗，眼巴巴地瞅着满地的伤病员无处安置时，我们就格外想念苏维埃，想念苏区人民。如今，看到苏维埃的牌子，我们怎能不欢呼，怎能不热血沸腾呢！
锣鼓响，秧歌起，红军长征到吴起。从此红军有了落脚点，也有了出发点。
东征播下抗日火种
富县直罗镇四周群山环抱，柏山上松柏郁郁葱葱。
柏山下矗立着直罗镇战役烈士纪念碑，从纪念碑背后的台阶拾阶而上，苍松翠柏间，长眠着648位在这场战役中牺牲的红军战士。
他们当年的战斗经历，现在仍被后人讲起。“蒋介石调西线军四个师的兵力，由甘肃庆阳、合水向富县进攻，并且调东线军一个师的兵力，由洛川、富县北上，企图趁中央红军长征立足未稳，将中央红军消灭在洛河以西葫芦河以北的地区。”直罗镇烈士陵园每一个讲解员对直罗镇战役都熟记于心。
1935年11月20日夜里，在毛泽东指挥下，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从甘泉主动出击南下富县直罗镇，分别埋伏在镇子北面和南面，悄悄包围了驻扎在这里准备进攻红军的109师。
11月21日拂晓，直罗镇战役打响了。毫无准备的军被“从天而降”的红军打得人仰马翻、四处逃窜，纷纷缴械投降，109师师长牛元峰被击毙，军在直罗镇遭遇惨败。
“直罗镇战役胜利后，红一方面军积极组织了东征和西征，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富县县委讲师团团长高荣辉说。
瓦窑堡会议旧址由一排5孔窑洞组成。“茶壶、煤油灯以及其他陈设，当时开会的时候就是这样摆的。”王志厚是瓦窑堡革命旧址纪念馆原馆长，他摩挲着桌角说，“这张桌子所在的窑洞，正是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陕西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的地方。”
瓦窑堡会议着重讨论了军事战略问题、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问题，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走进延川县东征革命纪念馆，几行字非常醒目：“打了胜仗，唤起了人民，扩大了红军，筹备了财物”。这是毛主席对红军东征的评价。
1936年2月20日开始，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从陕甘苏区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发起东征战役。3月，毛泽东和彭德怀联名发布《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主张停止一切内战，号召爱国志士与红军联合一致抗日。
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展开，红军于5月主动回师河西。“红军东征历时75天，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歼敌1.7万人，筹措军费30余万元。”延川县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冯延东说。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这首《沁园春·雪》，是1936年2月毛泽东在清涧县袁家沟创作的。大好河山展现在眼前，他欣然提笔。
80多年后记者再走长征路，8月的黄土高原绿意盎然，极目远眺，千沟万壑，生机勃勃！
越轰炸越强大的“红大”
本报记者 龚仕建
“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只有这么一家。”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志丹县采访时，红军大学艰苦的办学条件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把这些写在了《西行漫记》一书中。
“1936年6月1日，红军在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创建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6年7月，‘红大’随同党中央机关一起搬迁到志丹。”志丹县文管所所长李建翔介绍：“当时，学校把山崖上的烂窑破洞作为办学校舍。党支部发动学员自己动手，清除窑洞内外的杂草垃圾，选择最大的窑洞当教室，糊黑板、砌讲台、垒石凳，整理出了极其简陋的教室。将其他窑洞当宿舍，铺上木板和糜草做睡铺。”
谈起“红大”当时办学的艰苦，志丹县党史办原主任刘志学深有感触：“红军大学当时的主要教材就是讲义，讲义要自己动手刻板、油印。由于纸张紧缺，刻印的讲义有白纸、黄纸，还有红纸、绿纸，印得不清楚，看起来很费劲。甚至，有些讲义的纸张是用敌人飞机撒下的翻过来刻印的，而且，学员们吃的是带糠皮的小米饭、土豆和白菜，有时没咸盐吃。”
“面对艰苦条件，学员们在学习上也是如饥似渴、格外用功，中央领导和学校负责人知道后，多次要求学员劳逸结合，不能把身体搞垮。规定必须过星期天，不准留在窑洞里，要到室外去娱乐。可是，很多学员还是悄悄带上书，在山野里一边晒太阳、一边读书，偶尔放声高歌，憧憬革命的未来。”刘志学接着说。李建翔补充道：“根据我们后来的走访和部分学员的回忆，当时有一些有趣的小故事，也能够反映出学员们在艰苦的条件下依旧保持着高昂的革命乐观主义情怀。”
有一天，教育长罗瑞卿拿来一叠花花绿绿的，对大家说：快来看，你们的身价又提高了！学员一看，是的悬赏告示，上面说对共产党的干部无论是打死还是活捉，按职务大小奖励大洋若干。学员们一看，仅红军大学一科全体学员的“脑壳”加起来，就值好几百万元。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军大学一期各科学员没有来得及举行毕业典礼，就于1936年12月底分赴各主力部队及各条战线。”采访现场，志丹县党史办主任屈永明介绍说，1937年1月，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随党中央机关迁往延安，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之后也是“越抗越大”。
“落脚点”与“出发点”
李洪兴
陕西延安吴起县的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内有个展板，上有当时《大公报》和《西京日报》的影印图片。报上刊登着这样的消息：“陕北军事形势转变 刘子丹徐海东有合股势”“蒋令五省各部队围剿陕北”。当年，从报纸得到信息的中央红军，决定到陕北去。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就指出，“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
落脚点，来之不易。红军长征时，陕北是个“红色岛屿”，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带领群众进行武装斗争，如火如荼，陕甘根据地得到有效巩固。浓烈的革命氛围和深厚的群众基础，为中央红军的到来培厚了土壤。陕北为长征路上的红军树立起落脚的路标，正如当时红军传唱的《到陕北去》：迅速北进……消灭敌人争取群众，高举抗日鲜红旗帜，插到全国去。
出发点，开启新程。在黄土地上追寻长征足迹，陕北窑洞里诞生一项项影响深远的决策，明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而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成了八路军、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面对国家存亡、民族危难，中国共产党逐步成为全民抗战的中流砥柱。长征北上，抗日救国，红军在陕北落脚，又从陕北出发，“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的胜利，不仅保存了革命力量，而且使我们党找到了中国革命力量生存发展新的落脚点，找到了中国革命事业胜利前进新的出发点。”长征胜利后，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为中心，一大批革命根据地如雨后春笋般建立和发展起来。如今，新时代新征程，三秦大地上勤劳质朴的人民，正在锐意进取、奋勇拼搏，为推进改革发展、创造美好生活而努力奋斗。长征永远在路上。不论事业发展到哪一步，不论取得了多大成就，曾经走过的每一步都是通往未来的新的“出发点”。
吴起县有一座山叫胜利山，原名叫平台山，毛泽东同志在此部署指挥了“切尾巴战役”，取得全胜，故此更名。胜利山见证了一次战役的胜利，也象征着红军长征的胜利，更打开了中国革命事业发展向前的新局面。立足新时代，只要我们牢记初心使命、坚守信念定力、坚定目标、抓住机遇，重整行装再出发，就一定能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新的长征路上续写新的篇章、创造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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